宋江发配路线是从郓城—济州—梁山泊—揭阳岭—江州。其中与九江有关的人和事，大多发生在揭阳岭、揭阳镇和江州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押解途中经过的揭阳岭和揭阳镇，这两地是小说作者虚构出的地名，并非广东的揭阳。按小说中的各种描述，这一带应是现今江西彭泽地域。
在揭阳岭，宋江结识了后来的梁山好汉。如人称混江龙的李俊，他长年在江上撑船为生。还有在揭阳卖酒为生的人称“催命判官”的李立，以及生活在浔阳江边人“出洞蛟”童威、“翻江蜃”童猛等人。离开揭阳岭仅半日，他便到了揭阳镇。在镇上，宋江结识了使棒卖药的江湖上称为“病大虫”的薛永。在揭阳镇附近浔阳江船上，结识了小孤山人称“船火儿”的张横。当时，张横与哥哥张顺“浪里白跳”在浔阳江上捕鱼卖鱼，且水性极好，这张氏二兄弟均为江州人。在揭阳镇号称有三霸：穆弘（绰号没遮拦）、穆春（绰号小遮拦）；在揭阳岭的李俊、李立；以及在浔阳江做私商的渔民张横、张顺二兄弟。他们都是以江州为生活之地，有的本就是九江人。
宋江在揭阳镇与这伙江湖好汉告别，在公人押解下乘船一帆风顺很快到了江州。到江州后，宋江在抄事房负责誊录官府文书、法令，结识了来讨要被押犯人银两的戴宗。戴宗在江湖上人称“神行太保”。后又结识在此做事的牢子，江湖人称“黑旋风”李逵，他因杀人在牢里，后遇大赦流落到江州，被戴宗收留。
李逵到浔阳江边抢渔户的鱼闹事，被“浪里白跳”张顺在水中教训一顿，后被赶来的李俊、宋江劝和。他们三人前去江州的琵琶亭酒馆，坐在里面欣赏长江边的美景。小说中描写当时的浔阳江风光：“云外遥山耸翠，江边远水翻银。隐隐沙汀，飞起几行鸥鹭；悠悠小浦，撑回数只渔舟。翻翻雪浪拍长空，拂拂凉风吹水面。紫霄峰上接穹苍，琵琶亭半临江岸。四围空阔，八面玲珑。栏杆影浸玻璃，窗外光浮玉璧。昔日乐天声价重，当年司马泪痕多。”从中可以看出宋代浔阳江岸有沙洲、芦花、飞鸟、渔舟及亭阁。
宋时，酒楼前一般都会竖有一根望杆，挂着一方青布来招揽客人。小说中提到江州的酒馆常见招牌酒是“玉壶春酒，好吃不贵”“酒味香浓，真乃佳酿”。某天，宋江在浔阳江边找人未果，见一酒楼的旗杆上挂有招牌，上面写道：“浔阳江正库”，表示这是一家官方参与管理的双重性质的酒楼。楼檐外一面牌匾上有苏东坡书写的“浔阳楼”三个大字。宋江在山东郓城时便知江州有座浔阳楼，可见当年浔阳楼闻名于全国。该酒楼门前华表柱上两面白粉牌上各有五个大字：“世间无比酒，天下有名楼”。
在浔阳楼上，宋江点了一樽“蓝桥风月”美酒，这是宋时江州名酒之一。菜肴为：肥羊、嫩鸡、酿鹅、精肉。酒保用朱红盘碟盛上后，宋江独自一人倚阑畅饮，很快便醉了。在临醉之际，宋江在触目伤怀的激情下，抬手在餐厅白粉墙壁上挥毫写下：“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。恰如猛虎卧山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不幸刺文双颊，那堪配在江州。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”。再饮数杯酒后，酒兴更起，拿笔在这首《西江月》后，又写四句诗：“心在山东身在吴，飘蓬江海漫嗟吁。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。”写毕，他留下“郓城宋江作”五个大字。又饮了数杯，宋江便醉得踉踉跄跄地回到牢里。
小说中虚构了江州长江对岸一座叫“无为军城”的地方，那里住有一位名叫黄文炳的人，他在乡里为非作歹，是个闲在家里的通判。黄文炳向江州知府蔡德章举报宋江在浔阳楼题“反诗”，于是，蔡知府派人捉拿宋江。宋江被捕后，遭严刑拷打，只得招供，被关押在死囚牢里。戴宗想救宋江，便去梁山泊弄回一封假的书信回复，不料被黄文炳识破。这样，戴宗因与宋江案有关也被一并判处死刑，两人五天后将被押往城里十字路口问斩。需要说明一点，北宋时朝廷为避免冤假错案，被判死刑者若在行刑前喊冤，就得立刻停止行刑，再换其他官员审理。临斩前，犯人有三次喊冤及复审的机会，因而冤假错案在北宋时期大幅度减少，这与小说中很快问斩的司法程序不同。
小说中问斩那天，事先已商议好的江湖好汉们，埋伏在刑场四周准备劫刑场救人。午时三刻一到，刽子手准备开枷问斩，众好汉便立刻劫法场救人。一番打杀，救出宋江、戴宗二人后，众人火烧无为军城，活剐了黄文炳。经过宋江闹江州一系列事情发生，宋江已无退路，于是众好汉一行连同穆春、童威、童猛及穆太公和庄客离江州投奔梁山泊而去。
顺便说一句，《水浒传》中的描写亦有糟粕，那就是对生命的漠视。在“劫法场”中，就出现了无差别杀人场景：“那汉（李逵）哪里肯应，火杂杂地轮着大斧，只顾砍人……当下去十字街口，不问军官百姓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推倒攧翻的，不计其数……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，身上血溅满身，兀自在江边杀人，百姓撞着的，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。晁盖便挺朴刀叫道：‘不干百姓事，休只管伤人！’那汉那里来听叫唤，一斧一个，排头儿砍将去。”
书中江州百姓的遭遇，着实令人唏嘘。
《水浒传》的创作背景（宋元之际），正是封建专制压迫加剧、官逼民反的动荡时期。作品中的暴力描写，并非单纯的“血腥渲染”，而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极端化呈现。作品植根于封建时代，书中的一些暴力描写往往将百姓的生命视为英雄叙事的背景板，缺乏对“生命价值”的现代认知。江州百姓在劫法场中无辜惨死的情节便是这一方面的体现。这种“重英雄、轻民命”的倾向，是时代局限的结果，也反映了古典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不成熟之处。我们需要明确文学与现实的边界，才能既充分汲取这部古典名著的思想精华，又避免被其不符合现代文明的价值倾向所误导，真正实现“古为今用”的阅读意义。
来源：长江周刊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